陈昌浩曲折多舛的人生
陈昌浩，无论是在党的历史上或者是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，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。他61岁的人生路，有太多的曲折和是非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人们对他有过不少误解和非议。他曾说：“在我的一生中，酸、甜、苦、辣我都尝过。”那么，他所“尝过”的人生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
陈昌浩，1905年10月16日生于湖北汉阳农村。乳名海泉，入私塾取名昌浩，字子藩。他天资聪慧，又勤奋好学，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1924年，考入武昌高等师范（现为武汉大学）理化系。此间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上海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他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，带队上街游行，声援工人斗争。1926年，北伐军到达武汉，他下定参加革命的决心。暑假期间，与同学到乡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，并参加共青团，宣传反帝反封建，鼓舞农民斗争，支持北伐战争。
后来，陈昌浩以跨党团员的身份，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，并作为国民党特派员，去汉阳永安堡建立国民党区党部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。他回到学校，继续做团的工作，兼做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工作。1927年，陈昌浩参加了少共第四次代表大会，后调到湖北省少共委任宣传干事。“七一五”汪精卫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屠杀，陈昌浩也遭悬赏通缉。但他依然化装成农民进行革命活动。
1927年9月，陈昌浩奉党的派遣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他随一批中国同志，经上海、海参崴，在大雪纷飞的年底，作为中国派往“中大”的第三批学生到达莫斯科。
◆1927年，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。
莫斯科中山大学，创办于1925年9月，11月正式开学，学制两年，是苏联为了纪念孙中山及其与苏联的友谊而创办的，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。1927年国共分裂后，国民党声明取缔“中大”。次年，苏方作出决定，将校名改为“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”（简称“劳大”），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中山大学。此时，这所学校专门接受中共派遣的学生。陈昌浩正是在此时派去的，被编入“正规班”（还有“速成班”“特别班”等）学习语言、历史（中外革命史）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经济地理、列宁主义、军事学等七门课程。他怀着浓厚的革命激情，孜孜不倦地学习，门门课程成绩优秀，军事和政治理论尤佳。这为他以后成为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工作领导人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中大毕业前，他又接受了三个月的秘密无线电训练。
陈昌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，担任学校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局宣传委员、墙报委员、书记，不可避免地卷入1929年中国学生的政治派别斗争。陈昌浩是支持王明的，成了后来所谓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中的一员。后来，他检讨说：那时“我的宗派主义、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”。
1930年夏季，中山大学停办。11月，经共产国际批准，陈昌浩启程回国。同行的有凯丰、王盛荣等，他担任旅途青年团组长。11月7日回到上海，继续从事青年团地下工作。12月初，陈昌浩由秦邦宪（博古）介绍，转为中共党员。1931年，他出席了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，当选为团中央委员，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，一直在上海工作了四五个月。
在鄂豫皖苏区成了“二把手”
土地革命战争初期，许继慎、蔡申熙、徐向前等在湖北、河南、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，创建了鄂豫皖苏区。1930年上半年，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苏区特委。
1931年3月10日，中共中央作出《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案》，决定沈泽民为分局书记，陈昌浩参加分局。5月6日，中央又作出《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》，内称：“中央指定张特立（即张国焘）、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。”
4月1日凌晨3时，张国焘化装成商人，在中央特科顾顺章的护送下从上海乘货船至武汉。同行的陈昌浩扮成他的“伙计”，一路殷勤“伺候”。在交通员的带领和特务队的护送下，夜行晓宿，穿山越岭，4月11日抵河南新集，开始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党、军工作。他们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带领红4军赴皖西打击进犯之敌，并取得完全胜利，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“围剿”。
1931年5月12日，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河南光山新集召开了鄂豫皖特委会议，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，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，陈昌浩是11名委员之一；同时成立了鄂豫皖军事委员会，陈昌浩是7名委员之一，并任政治部主任。陈昌浩还担任团中央分局书记。从此，陈昌浩成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之一。
6月28日，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，决定成立中央分局常委会，陈昌浩是七个常委之一，担任宣传部长。7月1日，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，选举产生了鄂豫皖特区政府，陈昌浩任外交委员会主席。
◆张国焘
张国焘新官上任烧了两把火：一是调整干部，整顿党的组织，全面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“左”倾政治路线，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、政、军机构进行“改造”，切入点就是打击原来的一些重要领导人；二是大抓农业生产，解决根据地的粮食问题。这一工作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取得显著效果。在这两把火点燃后，陈昌浩自然是积极参与，功过都有他的份。
1931年9月，红4军内发生了一场“东进”与“南下”的争论，结果是张国焘依仗权势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紧急会议，趁主张“南下”的红4军政委曾中生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况下，作出决定：撤掉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，任命陈昌浩作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，接任红4军政委。
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之后，陈昌浩乘鄂豫皖红军仅有的一架“列宁号”飞机（由1930年2月缴获的国民党的一架高级教练机改装而成）赶往红4军军部。但两次都找不到着陆的地方，他只好带着三名随员，骑马向皖西进发。陈昌浩一到，即召开红4军领导人会议，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职务，由陈昌浩接任。中央分局这样匆忙和武断的决定，使与会者大为震惊。徐向前说：“我心里很不痛快，因为是分局的决定，也不便说什么。曾中生表现很好，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。”陈昌浩坚决贯彻张国焘的指示，立即在红军中开展肃反运动，逮捕所谓的“反革命”。
张国焘为称霸鄂豫皖，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，1931年10月上旬，在白雀园坐镇搞起了“大肃反”，矛头指向曾中生和许继慎（红4军师长）。陈昌浩紧跟张国焘并领导肃反。1931年11月，他在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，给许继慎罗织了与蒋介石暗中勾结、断送红军等罪状，加以迫害。红4军军长徐向前认为：“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，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的关系”，“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，连人带枪一起送交军部处理”，“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，他不会有什么问题”。徐向前还说：当时他对张陈搞的“大肃反”就有怀疑，“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，都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，作战勇敢，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，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、AB团，使人不可理解。我们一边行军打仗，他就一边抓人，越抓越多，给了很大震动。”
陈昌浩在这次“大肃反”中，不仅按张国焘的旨意指挥抓人，到处作报告宣传“肃反”如何正确，而且还写文章夸大“敌情”，号召加强斗争，如《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》《肃清改组派、第三党、AB团》等，都起了很坏的作用。这次“大肃反”至1932年7月才宣告结束，伤害了一大批同志。
1931年10月25日，根据中央分局决定，红4军与红2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。方面军总部由徐向前（总指挥）、陈昌浩（总政治委员）等组成，兵力近三万人。10月28日，鄂豫皖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战斗打响，徐向前、陈昌浩指挥部队开展外线进攻。12月22日上午9时，陈昌浩亲自登上“列宁号”飞机，去黄安执行战斗任务，投炸弹、撒传单，炸死一批敌官兵。政委乘飞机参战，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。后来，徐向前回忆说：陈那时才27岁，干起来真行，也有办法。怕驾驶员（与敌机同时俘获的）不可靠，在白区降落，就带上手枪，拿着手榴弹，逼他听指挥。后来在攻克黄安城的战斗中，陈昌浩带队在城外围歼逃敌，歼敌5000多人，敌师长赵冠荣也被俘。陈昌浩指挥有方，身先士卒的美谈传颂一时。
1932年6月，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反“围剿”战斗，并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。这时，张国焘飘飘然起来。3月21日，他与陈昌浩联名致电中央政治局说：“我区不仅肃清了内部敌人，又给外部敌人以极严重打击，苏区迅速巩固与扩大。”
在苏家埠战役时，张国焘害怕战败丢面子，主张放弃这一仗。但徐向前和陈昌浩却认为有把握取胜，主张坚决打。结果，激战48天，取得重大胜利。5月7日，陈昌浩在《给合肥县委的信》中要求：“请火急大大宣传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，动员白区广大群众来开展一切群众斗争”。陈昌浩与徐向前联名致电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报捷。
但是，到了9月中旬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。蒋介石调集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“围剿”。10月初，陈昌浩率领红72师阻击敌人，击毙敌第2师副师长柏天民以下近千人。但红军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10月10日，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。陈昌浩率领先头部队开路先行，10月12日夜，跨过平汉路，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四方面军西进，本打算与贺龙的红3军会合，但红3军早已转移。无奈之下，又计划去汉中。张国焘主张部队化整为零行进，陈昌浩、徐向前都不同意，说那样更易被敌吃掉。陈昌浩带着34团、219团快速向漫川关运动，冲出敌人的包围后，向西挺进，11月23日，进入汉中平原。此时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名为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”。小河口会议批评了张国焘指挥上的错误，致使丢掉鄂豫皖根据地。陈昌浩在这次会议上，为帮助张国焘接受批评意见和促成上下团结中，都起到独特的作用。会后，部队南渡汉水，陈昌浩等领导都将战马让给伤病员骑，他们和战士一样蹚着冰冷刺骨的汉水过河，全军将士很受鼓舞。12月15日，四方面军总部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，陈昌浩作西征以来的总结报告。会议一致决定进军川北，创建川陕根据地。
征战在川陕根据地
1933年2月，成立川陕苏维埃政府，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。张国焘与陈昌浩，联合发布《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》，进行土地革命。为了推进戒烟运动，陈昌浩等还走访老中医，请他们参加红军医务工作，配制中药戒烟丸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
在川陕革命根据地，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，主席张国焘，副主席陈昌浩、徐向前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，总政治委员陈昌浩。此时，红四方面军共4万余人。随着军事训练的展开，陈昌浩写了《与川军作战的要点》《党员须知》《红军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》等文件。
川陕根据地的形势刚刚好转，张国焘又搞起了肃反。他打出的旗号是反所谓“托陈取消派”，陈昌浩自然紧跟。那么，托陈取消派的主要罪行是什么呢？陈昌浩在《反托陈取消派与右派》一文中罗列了13条，主要是与张、陈观点不一致的一些内容。凡是反对过张国焘的干部，几乎都受到打击或迫害，如张琴秋、徐以新、朱光、罗世文等。徐向前回忆说：“我在前线听说一些干部、战士被捕的消息，真是恼火极了……我打电话问陈昌浩：同志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，是拼命拼过来的，哪来那么多‘反革命’嘛！现在弄得人心惶惶，仗还打不打呀？命还要不要呀？陈昌浩有了张国焘撑腰，奉命行事，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。”
张国焘推行的肃反，引起广大干部战士的不满，强烈要求停止。陈昌浩看到这种情况，头脑开始冷静下来，承认抓错了人，并同意将抓错的人放回去。他的态度改变，使木门会议最终作出了停止肃反的决定，其意义非同小可。在川陕期间，陈昌浩还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，发动群众，指导工作，为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1934年1月，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，陈昌浩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。
策应中央红军长征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，红四方面军十分关注。陈昌浩经常想办法搜集这方面的消息，与徐向前讨论。
1935年5月初，敌人大军压境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，继续向泯江地区西进，创造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条件。5月18日，中共中央西北特区委员会在四川茂县宣布成立，统一领导川陕省委等地方党和红四方面军党的工作。特区委内设政治局，陈昌浩是常委之一。
陈昌浩等时刻注意与中央联络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。6月2日，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徐向前致电中央：已派红军一部“向西南进占懋功，与你们取得联络”，汇报四方面军情况，“请指示以后行动总方针”。6月12日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。徐向前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，但兵员较少，便与陈昌浩商量提议：从一方面军派一些干部（张宗逊、陈伯钧、李天佑等）到四方面军工作；从四方面军（当时号称八万人）抽调4个团兵力，补充一方面军（最后抽去3个团，2600人），两军都很高兴，关系融洽。
6月28，中央两河口会议作出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》。会议还决定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，徐向前、陈昌浩为军委委员。但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少枪缺，而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，对中央的决定仍不满意。7月18日，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考虑到两军团结和张国焘的要求，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（原为周恩来），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、中革军委常委，徐向前为总指挥。
◆两河口会议决议。
21日至22日，政治局又在芦花开会。毛泽东发言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，又指出存在的错误。张国焘一听到批评意见，立刻火冒三丈，极力进行辩解。会场一阵沉默，只有陈昌浩发言附和张国焘。7月28日，红军主力到达毛尔盖。张国焘主张红军分左、右两路行动，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。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、总政委张国焘指挥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、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。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。从此，陈昌浩与张国焘分开，这对他说来是“福从天降”，摆脱了张国焘的政治控制，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，为革命多作贡献。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与张国焘藕断丝（思）连，转弯子的过程十分艰难。
7月下旬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人员为主，重新组建，主任秦邦宪，8月6日由陈昌浩接任。8月4日至6日，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。会前，张闻天就一些问题与陈昌浩交换意见，以争得他的同意与支持。这次会议，增补陈昌浩等为政治局委员。从此，陈昌浩步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，出席各种重要会议，并常与毛泽东联名发出电报。张国焘还想在中央机构中增加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，以便控制中央。他几次提出无理要求，陈昌浩虽然没有再公开附和，但内心还是有几分同意张国焘的意见，他向徐向前发牢骚说：“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，会上吵得很凶”。可见一个人政治思想的转变是多么不容易。
8月19日，第二次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：成立《干部必读》（原四方面军刊物，后改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）编委会，张闻天为名义主编，陈昌浩、李维汉为编委。在9月的一次审稿会上，陈昌浩强烈反对张闻天《论北上、南下》一文中的观点：北上是正确路线，南下是退却逃跑。因此该文未能在《干部必读》上发表。右路军在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领下，8月末全部走出草地，继续北上，张国焘却执意南下。陈昌浩十分着急，天天往中央驻地跑，希望能找到个妥善的办法来。有一次，张国焘单独致电陈昌浩，要他率右路军南下。叶剑英看到立即向中央报告，中央及时作出对策。毛泽东等拟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此上方针的电报，陈昌浩表示完全同意，但又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，如果不成，是否可以考虑南下。在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毛泽东批评南下的机会主义方针，说它的代表是张国焘、陈昌浩。9月17日，在张国焘的命令下，徐向前、陈昌浩带领的第4军和30军从巴西地区南下，二次踏入草地。10月初，与左路军会合。10月5日，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提出另立“中央”，与会人员无不愕然。就连南下以来，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，似乎也无思想准备，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。在张国焘炮制的“中央委员会”“中央政治局”“中央书记处”“军事委员会”组成名单中，均有陈昌浩的名字。
积极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
1935年10月19日，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，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。中央一直牵挂着南下的四方面军，同时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严正的批评。11月7日，朱德、陈昌浩等致电张国焘：不同意进军西康，张国焘的指挥开始失灵。本月下旬的百仗（属名山县）战斗，四方面军损失近万人。至1936年2月，四方面军已由8万人锐减为4万人，血的事实证明了南下方针的错误。
1936年4月上旬，南下红军总部对部队进行整编，重新恢复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等机关，陈昌浩任政治委员。6月3日，张国焘、陈昌浩等致电“各军首长”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，军委、总司令部、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、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，陈昌浩任总政主任兼四方面军政委。此电表示，张国焘在国际代表林育英、党中央的批评和四方面军干部的斗争下，已取消了第二“中央”“中央军委”等。6月6日，张国焘公开宣布这一决定，并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。至此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，终告失败。但斗争并未结束。6月28日，张、陈发布《二次北上政治命令》。后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，统一领导二、四方面军北上行动。张国焘任书记，任弼时任副书记，陈昌浩是委员。
9月16日至18日，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，讨论军事行动问题，朱德、陈昌浩力主北上静宁、会宁，与一方面军会合，不同意西进青海。多数人支持朱、陈的意见，张国焘只好同意北上。这是陈昌浩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，是他对张由盲从到独立思考的分界线，也是他从一味执行张国焘路线转向中央正确路线的起点。当部队开始执行北上计划时，张又擅自命令部队转向西进，想去青海、宁夏创建新局面。据陈昌浩回忆：“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。张国焘是不(主张)会合的。会议开了好几天，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进军，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。我们坚决反对西进，与他争。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，决定后就调动部队。那时，我和朱总司令、刘伯承都谈过了，无论如何要会合，甘孜会议北上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。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，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，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（北上）。命令下达后，张国焘就知道了。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谈了三点：（1）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；（2）(北上)命令是错误的，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；（3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，要让我们交出兵权，开除我们的党籍，军法从事。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。我当时表示：（1）谁有权决定，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，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；（2）必须去会合，会合后就有办法了，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。我们是党员，错误要向中央承认，听候中央处理，哭是没有用的。”9月20日清晨，张国焘赶到设在漳县附近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，对徐向前等说：“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，让昌浩干吧！”他向众人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。因为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的冲突，加上张国焘又有个另立“中央”的包袱在身上，所以情绪很激动，他流着眼泪说：“我是不行了，到陕北准备坐监狱，开除党籍，四方面军的事情，中央会交陈昌浩搞的。”（《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》）当时红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，同意北上。同时，对张国焘反对中央的言行日益不满，并与之斗争。
据陈昌浩分析，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是别有用心的。因为“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。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，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。为什么全军渡河他一人留下呢？有他的道理：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，取得了援助，军队机械化了，是他的，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”。
经过中央多次批评和朱、陈、徐的力争，反复无常的张国焘同意再次北上。他宣布了四方面军军委的领导人，陈昌浩任政治部主任，同时又兼四方面军的总政委。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还挑拨陈昌浩说：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，你的四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。陈昌浩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与他大吵一场。
河西征战多悲壮
1936年10月，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，中共中央发布了《十月份作战纲领》，确定由毛泽东，彭德怀、王稼祥、朱德、张国焘、陈昌浩等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。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，红四方面军第30军西渡黄河。随后，第9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，总计21800人，准备执行《宁夏战役计划》。陈昌浩和徐向前10月27日渡过黄河，与朱德、张国焘领导的红军总部分开。11月8日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，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，管理军事、政治与党务，陈昌浩为主席，徐向前为副主席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称西路军总指挥部，陈昌浩为政治委员。此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与陈昌浩、徐向前之间电报往来十分频繁。11月15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致电徐、陈：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进发，告知新疆对他们的接济正准备中（当时中央计划打通甘肃、新疆一线，以便取得苏联援助）。西路军英勇顽强，与马家军作战，歼灭大量敌人；自身伤亡也很大，始终处于流动作战之中。12月7日，中革军委扩大组织，陈昌浩名列23个委员之中。
渡河后，陈昌浩对中央的指示绝对照办，不看具体情况，有时与徐向前发生些争论。1937年2月，中央和军委鉴于西路军伤亡日大，27日决定组建“援西军”，刘伯承任司令员，张浩（林育英）任政委，3月中旬开至镇原、平凉地区待命，以援助西路军。此间陈、徐连电中央军委告急。3月12日，西路军边战边撤，退入祁连山区。此时，部队（包括大批伤员）已不满3000人。西路军在陈昌浩、徐向前指挥下孤军奋战4个月，终于悲壮失败。援西军闻讯，隔河大哭。中革军委主席团电示陈、徐率现存三团人员：（一）向蒙古边境冲去，（二）打游击。由他们酌定。
3月14日，西路军余部抵达祁连山石窝地区后，又遭敌军追击。军政委员会决定，将现余人员分为三个支队，以缩小目标，分散入山打游击。根据主席陈昌浩提议，会议决定陈、徐离开西路军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。由李卓然（政治领导）、李先念（军事指挥）、王树声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。中央批准了以上安排。后来，李先念支队经过47天的苦战，带领460多人于1937年5月到达新疆，受到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待安排。其余两个支队大部损失，只有少数人分散突围，回到陕北，这是后话。
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留影。
3月16日晚，陈昌浩、徐向前化装后在4个警卫护送下，悄然离开西路军。他们昼伏夜行，陈昌浩又经历了当年随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时那样的生活。走出祁连山，徐向前命令警卫参谋陈明义、肖永银就地打游击，只带一个保卫干部化装行进。他们在甘肃省山丹县甘家庄，遇到一个在当地行医的湖北人但复三。陈昌浩难中见老乡，真是“两眼泪汪汪”了。他要在此治疗又发作的胃病，徐向前要走，两个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领导人，就此分手。一个半月后的4月30日，徐向前到达镇原的援西军总部，见到了刘伯承、张浩。毛泽东等得知后，来电慰问祝贺。
根据徐向前的汇报，毛泽东指示叶剑英，马上派人到凉州地区寻找陈昌浩，但没有找到。他在老乡医生家住了三个月，6月份病愈后要回延安，重义气、讲乡情的但复三与其义子聂友成，为保陈昌浩路途安全，自愿护送他。陈昌浩化装成中医，提心吊胆地走了一个月才到达兰州。他不知道这里设有红军办事处，又化装成商人乘汽车来到西安。陈昌浩潜居在小旅店，让但复三上街寻找红军驻西安办事处，但未找到。陈昌浩用暗语给延安的朱光（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）写了一封信，请朱转“张先生收”。他想：朱光和张国焘认识他的字体，见信后一定会设法来接他。在等待回信期间，陈昌浩思乡心切，便请但复三回汉阳打探家中情况。得知妻母健在后，他回汉口与阔别十年的家人相见，小住两三日后又返回西安，仍未见到延安回函。后来得知有汽车通耀县，他便乘车经耀县、洛川，于1937年8月下旬到达延安。
在延安作检讨，永远离开部队
陈昌浩回到延安时，正值批判张国焘路线高潮，陈昌浩自然也要作检查，受批判。他见过毛泽东、张闻天后，9月3日写出长达7万言的检查报告。10月5日，中央以《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》为题，印发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审查。
陈昌浩的报告共分9部分，先叙述了西路军自渡河以后的征战过程和一系列决策经过，又总结了经验教训。他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有四点：一、马步芳、马步青为保持其领地而和红军死战；二、民族矛盾致使统一战线工作无法进行；三、二马在骑兵与数量上占有优势；四、我军在武器、地形、气候与战术上存在诸多不利因素。在主观原因上，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，自己是“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”。在战略战术上连续失误，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，导致西路军的失败。但他声明：“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与军委所赋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，粉身碎首饥冻疲困，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，一般说来没有灰心失掉，没有投降困难。而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，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。干部极大死亡，战士宁死不辱，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。”他说：“虽然西路军对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，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上来努力的。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，我个人虽犯了很大错误，特别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，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，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。”
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之下，半个月后，陈昌浩又写出第二个报告。这次他来了个全盘自我否定，把自己与张国焘路线联系起来。陈昌浩以虔诚的认罪态度，将所有的帽子都扣在自己头上，但却起了反作用。中央认为他言不由衷，很不老实，徐向前也反对陈昌浩这种不事实求是的态度。陈昌浩第二次报告写出半个月后的10月30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。陈昌浩在会上作检讨。毛泽东在发言中基本重复了3月间批判张国焘的那些话，指出张国焘路线实质上是逃跑主义、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。同年11月18日至24日，中央召开延安党的活动分子大会，检讨西路军失败的教训，继续深入批判张国焘路线。陈昌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检讨报告。他这次检讨态度诚恳，受到大会的肯定和张闻天的赞扬。
至此，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检讨告一段落。根据中央的决定，陈昌浩离开部队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被分配到延安县委宣传部工作，后调中宣部任宣传科长和国际宣传科长。同时，兼任陕北公学、抗大和马列学院的政治课教员，讲授社会科学概论、世界近代史和边区经济。他还于1938年2月和1939年4月出版了两卷本共约34万字的著作《近代世界革命史》。还发表一些经济论文。陈昌浩除去戎装，登台讲课，著书立说，成了一个优秀的教授和学者。但他的内心时常为不能带兵驰骋在疆场杀敌而抱憾……
再赴莫斯科，坎坷回国路
经中央批准，陈昌浩于1939年8月27日，搭乘周恩来赴苏医治右臂跌伤的飞机去苏联治病（有的论著误说陈是去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——笔者注）。同机还有他的次子陈祖涛和几位高干的孩子，到苏联学习。在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暂停时，他与周恩来、邓颖超一起专程去“新兵营”看望原四方面军的同志，低头含泪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，他的“老部下”都很感动。后来，换乘苏联飞机，11月抵达他曾经生活过三年的莫斯科，受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关怀。陈昌浩很快开始治疗严重的胃溃疡，其子入国际儿童院学习，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共产国际支付。
1940年3月，周恩来回国时留给陈昌浩一个条子：“出疗养院后即可回延安。”但他出院后回国的要求，未得到允许。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，他又要求回延安，仍没有获准，被疏散到塔什干。此后，陈昌浩的供给停发，他做过文化馆工作、消防队员、搬运工、采石工，自谋生活。1942年9月，他经批准参加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，挖掩体，当翻译，直接参加战斗，表现英勇。战后，陈昌浩获得苏联颁发的“卫国战争奖章”。1943年，共产国际调陈昌浩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中国部工作，将马恩列斯著作和苏联的文学名著，翻译成中文，介绍给中国人民。1947年，他开始主编《俄华辞典》，1952年由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出版。辞典“序言”说：“在陈昌浩同志领导下的编著同仁，认为必须对陈昌浩表示深刻感谢，因为本辞典内，大部分是他编著的。若没有他参加这一工作，本辞典是不会迅速面世的。”辞典出版后，他马上挑选了十几本，亲自题字，分赠给毛泽东等他所敬重的人。
陈昌浩时刻想回国，但因《俄华辞典》尚未完成等原因，一直未能如意。后苏方又以“主编都要加入苏联国籍”为由，陈昌浩被动员加入了苏联国籍。但他回国之情不减，他想独自回国。苏方说他是高级干部，未得中共调动不能自行离开。1948年他再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长信，要求回国。此后，陈昌浩1949年6月、9月和1951年，多次写信请求中央调他回国。他不知道回国之路何以如此坎坷！直到1952年3月，陈昌浩得到批准回国。他喜不自胜，将子携妻（1945年他与苏联纺织女工格拉良结婚并生一子）于4月回到北京。在火车站，受到刘少奇等的热烈欢迎。
为新中国勤奋工作
陈昌浩回到久别的祖国，心情极为愉快。第二天，他就找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汇报。接着又向刘少奇、朱德谈认识，表决心，一片赤诚。在组织的安排下，他先到东北参观祖国建设新貌和日本侵华遗迹，很受教育。1952年6月，他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，同时讲课。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，并有机地融会在教学中。他见人就检讨以往的错误，征求批评意见，发奋工作着。
◆陈昌浩
1952年10月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京召开，陈昌浩担任大会翻译处负责人。1953年1月，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，陈昌浩担任副局长，立即投入《斯大林全集》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。1956年9月，中共“八大”召开，陈昌浩担任“八大”翻译处副处长。由于翻译工作出色，10月上旬毛泽东接见了部分工作人员，高兴地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，你们工作得很好！”这是陈昌浩长征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（第一次是1939年在延安；第二次是1949年12月在莫斯科）。1960—1963年，陈昌浩担任《中国工农红军战史》常务编委。此时，他的健康状况日渐下降。1962年5月，回湖北原籍休养、调查、访友，同时还关心、指导着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。1966年“文革”风暴乍起，陈昌浩被诬为“反党分子”“里通外国”，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严重迫害。1967年7月30日不幸去世，终年61岁。
1980年8月20日，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，徐向前主持，李先念、王震等500多人参加。悼词称：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忠于党和人民的一生。对陈昌浩曲折多舛的一生，作出了公正的评价。
